刘福友:举例说明末时期的书法墨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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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知道,中国书画家对于水墨有着一种独特的偏爱,书画艺术几乎就是水墨的艺术。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人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色彩观念。西方人的色彩观,是一种科学观念的结果,由物理学、光学所理解的科学的色彩观,成为西方色彩学的基础。他们认为,光是色彩发生的原因,色彩只是人类对光感觉的结果。这是根据现代物理学、光学、生理学、心理学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得出的科学结论。由此,对于自然光的光谱分析,便奠定了色彩学上三原色理论的基础。与西方科学的色彩学观相对照,中国人的色彩理论可以称为哲学的色彩学。在人类已有的各种文明中,没有哪一种文明像古代中国文明那样,重视色彩的象征意义、精神内涵与哲学价值,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将色彩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宇宙秩序来使用。

  在书法史上,明末对于书法墨法的发展至为关键。董其昌、置铎、傅山等,更是拓展了书法的墨色境界,让人耳目一新。董其昌的书法,体现了一种玄淡素雅的墨色之妙;王铎、傅山用笔奇肆放纵、用墨大胆泼辣,涨墨渴笔,任情挥洒,天趣横生。

  尤其王铎,喜书大幅条屏,纵长逾丈,往往饱蘸墨,豪气郁勃胸中,一气呵成地写出一串串文字来。其墨色由浓而淡、而枯,至无墨时仍皴擦而成干渴的笔画,忽叉蘸墨,由渴极到润极,正如“渴骥奔泉”。枯笔和水墨的对比,造成极大的反差,带给人们视觉的激动和审美的愉悦,墨色之妙于此可见一斑。王铎最有特色的墨法,是“涨墨”的使用,“兴会淋漓”四字,正可得涨墨之妙。从董其昌的淡墨,到王铎的涨墨,再到清代王文治的淡墨,一直到当代林散之的晕墨,他们丰富了书法的墨色的表现,拓展了书法中气的表现形式,让人真正能从书法中,感受那类似于水墨山水一样墨气氤氲的艺术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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